新书《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

《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马颖毅著，展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一部聚焦新一代赴美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社会学着作，有效填补了国内外学者在留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详实的数据和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本书在国外出版时，得到了多位美国学者的好评，中文版的推出，不仅为国内教育学界提供了丰富的有关留学生的素材，使其对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中美两国教育体系的优势和不足有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公众摆脱“中国留学生都很有钱”或“赴美留学是最好的选择”的刻板印象，从而以一种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视角看待留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雄心和忧虑。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留美热”，这一浪潮至今仍未消退，美国仍然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然而，与公费出国的上一代留学生不同，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不再是极少数的文化和学术精英，他们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自掏腰包去美国读本科，既怀揣着通过国际化教育在全球舞台大展宏图的野心，却也因中美两国在教育体制、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上的差异而深感焦虑。

为了深入探究中国留学生“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原因，马颖毅马颖毅教授历时7年，深入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的9所高中，通过507名留学生的调研样本和108位亲历者的讲述，以详实的数据和真实的材料勾勒出新一代留美中国本科生群体的多元面貌，呈现了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轨迹、留美时的收获和困惑以及毕业后的打算，还原了90后、00后一代成长的体验与困惑。

作者简介：

马颖毅 2000年南京大学英语学士毕业，随后留学美国，2007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的非驻地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教育、移民、人才流动等。《留学的孩子》出版后赢得了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最佳图书奖，以及美国社会学协会布迪厄图书荣誉奖。

精彩书评：

出国留学是年轻一代探索自己，探索新的环境，重新理解家人和祖国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教育制度、签证和移民政策、家庭关系、社交模式、心理和情绪……《留学的孩子》一书，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参考了心理、教育和社会学的文献，为我们展示了在21世纪初这个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年青一代如何在留学中经历自己、经历世界。

——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从我们出国留学时的1990—2000年一代，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亲历者都知道有很多不同。但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似乎很难超越个人感受去描绘。《留学的孩子》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故事，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这个群体二十年间之演变的社会学角度，让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充满雄心又忧心忡忡”的尖锐的冲突，另一方面也透过这种冲突看到中国社会的巨变，和这些巨变在留学目的国的溢出。这两个层面的“看到”都是开创性的，我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读后受益。

——李一诺，一土学校创始人

马颖毅的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描述，揭开了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经历，并挑战了对中国学生群体的现有假设。

——《美国社会学杂志》

尽管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学生的经历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留学的孩子》通过全面而富有同情心地描述这些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为这种忽视提供了急需的纠正。这本记录无可挑剔、写得引人入胜的书应该会迫使读者重新评估他们对国际学生和高等教育的看法。

——布莱恩·鲍威尔，印第安纳大学

在线试读：

中文版序

十多年前，每次我回国，都有人问：何时送孩子留学合适？似乎，问题不在于是否送孩子留学，而是在什么阶段送孩子留学。

我意识到，留学已然从少数学术精英的选择转变为城市中产的普遍选项之一。这一结论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从2005年到2019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增加了16倍。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全球。我的这本英文着作也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我提出“留学作为新的教育福音”的观点，对于大多数来自城市、具有上层和中产阶层背景的中国学生而言，留学美国已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福音”。留学不仅许诺了将学生从中国严苛的应试教育体系中解放出来，还开辟了通往高质量教育的新路径。

自我的英文专着出版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疫情和地缘政治给留学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反复使用“中国病毒”（China Virus）一词，使得在美的中国学生面临公共卫生污名和新种族主义的威胁。除了煽动性的言论，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并实施了几项针对中国学生的政策，其中包括撤销与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拜登政府在某些领域改变了政策，但并非全部，从最近一些理工科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被拒，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个人层面，这些挑战让许多中国学生措手不及。那些来自城市中产家庭的学生原本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全球教育，以此扩展他们的精英资源，如今却发现自己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和存在致命疫情的情况下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风险。

更广泛地看，将美国视为全球化和世界性资本中心的观念在疫情之后受到了质疑，这场危机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深刻的分裂。对疫情的不当管理，加上反亚裔仇恨情绪的再次抬头，让中国学生及家长开始质疑美国的实力，重新思考是否留学美国。

那么，留学美国作为教育福音是否已成为过去式？至少我不这么认为。从根本上看，过去十几年推动如此多中国学生去美国读本科的社会力量仍然坚挺，这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优势，中国学生及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和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教育内卷。无论是疫情还是地缘政治都不足以改变中国学生和家长会继续将留学美国作为教育福音，尽管留美的峰值已过。

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优势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但是美国仍然拥有40所排名进入前100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的发展需要积淀，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而批判性思维和一流创新人才的培养仍需要时间。

对于中国学生和家长而言，进入一所美国好大学的竞争远没有进入一所中国好大学那么激烈，对于大量渴望高质量教育但无法通过考试进入国内顶尖学校的中国学生来说，美国高等教育仍然具有教育福音的价值。具体而言，进入中国985院校的概率小于5%，而美国一些排名前50的大学的录取率却高达50%。

此外，美国高等教育的自由和开放性还为中国学生提供了难得的第二次选择和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可以更自由地转学和换专业。在美国，大学生换专业的情况非常普遍，美国大学通常会在学生大三或更晚的时候才要求他们确定最后的专业，但在中国大学换专业会受到诸多限制，因为专业选择与学生的高考成绩挂钩。学生有转学的机会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优势。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本科最初就读于名不见经传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在大二时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并从那里毕业。在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学生和美国高等教育彼此需要

对美国大学来说，中国学生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群体。中国本科生缴纳的学费有助于缓解一些美国大学（尤其是公立院校）面临的财政赤字；而理工科领域的中国研究生为美国教授的实验室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本，并为美国未来的发展贡献了科技领域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往往欢迎中国学生，并在政府限制中国学生入境时为国际学生的权利发声。

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例如，在2020年夏天，50多所美国大学成功起诉特朗普政府，阻止其吊销线上听课的国际学生的签证。虽然许多国际学生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感觉生活受到了威胁，但美国高等教育仍为他们提供了可以依赖的缓冲。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任期内，美国高校一再站出来反对联邦政策——从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到在疫情期间禁止国际学生在家远程学习的政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法律上取得的这些胜利，不仅让国际学生感到安心，也让他们备受鼓舞。

简而言之，中国学生和美国高等教育仍然彼此需要，尽管这种需要比疫情前略有减弱。一些学生可能将首选留学目的地从美国转变为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国家，但美国不太可能失去中国学生首选留学目的地的地位。如果有例外，可能就是理工科等敏感领域的中国研究生。一些理工科学生在部分涉及敏感话题的高科技领域较难获得签证批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科技公司和一些政客对此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等于“自毁长城”，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中国理工科博士生在美国的留驻率仍然超过80%，稍低于2017年90%的高峰。

中国的教育内卷

中国日益加剧的教育内卷也驱动家长和孩子继续考虑留学。内卷带来竞争过度，学生为了微小的优势而不断加大投入，最终导致大家付出的越来越多却收益有限。教育内卷这一概念从疫情期间开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热词。“内卷”（involution）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提出，用于农业发展的研究，后来被引入教育领域，用以描述教育系统中由于资源差异化和激烈竞争导致的过度投入和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产生了一种“无谓竞争”，中国学生及家长越发感受不到竞争的意义，却又被整个体系裹挟着往前走，不敢停下，生怕落后，身心俱疲。

“无谓竞争”在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中催生了摆脱国内教育体系的愿望。新兴中产阶层往往是这一体系中最焦虑的群体，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不能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社会经济地位。本书的研究发现，第二代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是留学的主要群体，即使留学的孩子能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存活下来，他们仍然认为美国教育在育人方面更好——更全面、更人性化。因此，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美国文凭，还有美国高等教育本身。他们对更好教育的渴望是真实的，在后疫情时代也不太可能轻易消失。疫情给国际教育带来了出行和签证方面的挑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生接受美国教育的愿望。问题是他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实现这一愿望。

教育内卷现象的背后有中国教育分层和教育产业化的大时代背景。与快速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相伴而生的，是教育体系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层，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正迅速将教育资源集中在重点院校，进入这些院校的竞争也在加剧。由于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劳动力市场正日益饱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骤增。此外，教育领域的商业化让私人资本的影响愈发强大。提供课外补习服务的私营机构不断增多，将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试图从学生进入重点中学和最终进入顶尖高等学府的愿望中赚钱。这也造就了教育领域的疯狂竞争。

这种现象往往反映了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定义和价值观的同质化。从这个层面分析，我认为教育内卷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单一。因此，留学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打破这种内卷状态的方式，它使学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文化背景，探索和实践多元的价值观。通过留学，学生不仅能学到专业知识，还能培养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和共情能力，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中极为宝贵的能力。此外，留学还有助于学生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视野，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中的多样性，这对于拓展价值观、培养独立人格有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高度内卷、国人焦虑疲惫的时代，最容易也最可怕的就是失去自我。留学的孩子在跨出国门的旅程中，通过接触不同的文化、教育制度、生活方式，有机会挑战原有的价值观，探索自己的潜能，继而有可能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实现个人成长。

马颖毅

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