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秦汉史讲义》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秦汉史讲义

《秦汉史讲义》，秦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于最初的课堂录音，此次成书比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博士生导师。著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等。

编辑推荐：

◎为什么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何以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框架？

◎秦汉帝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么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该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弊病？这些问题的积累又如何导致了秦汉帝国的解体？

◎为什么历史上对秦汉的评价会有巨大的差异？矛盾的关键点在哪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汉魏之变”又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不如“周秦之变”重要？为什么它没能跳出秦汉奠定的格局？

◎唐宋与秦汉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汉代的“古典商品经济”高峰吗？

◎为什么汉代与古罗马在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质含义会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

这本书讲透了秦汉，也讲透了中国历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层的一些东西。

前言：

从“周秦之变”到“汉魏之变”：我的秦汉史教研

1995年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清华历史学本来名气很大，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变成苏联式的工科大学，这门学科在清华就中断了。我到清华时，该系恢复创设未久，主要人员都是原社科系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基础课教师。所以，那时系里搞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带过两届研究生外，主要是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农民史选修课。到了世纪初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开设“成套的”历史系专业课，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史专业课。当时历史系已经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师，但仍然没有秦汉这一“断代”的专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来“补缺”，开设秦汉史专业课。这样一直到2009年侯旭东教授入职清华、我向他交棒为止，我在清华大约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汉史课程。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二级学科”分类中，我是属于“专史”而非“断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时期跟随赵俪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当时的重点也放在明清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农民史和农村改革问题。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多次“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并非我“专长”的工作，比如参加陕西通史项目承担宋元卷和这次去教授秦汉史，这倒也并不全是出于“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考虑。因为我本身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在专史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些时段，觉得还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贡献，或者更不客气地说，对该“专业”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所以还是“义不容辞”或者说是“趣不容辞”地接受了。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从所谓“五朵金花”的时代过来的。由向达先生首创的“五朵金花”之说，指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这些讨论具有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未必一直能够自由讨论，在“文革”时期一度万马齐喑、“金花”凋零之后，改革初年又重新绽放，并且发展到最高潮。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花”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头看，这种史学作为五四以后传入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其演变成经学化、神学化的“官史学”之前，曾经确实带来了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至少在两个方面，它的突破和后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史学除了大中华就只有“四夷传”的狭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单纯叙述王朝兴衰、铺陈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传统“断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逻辑、社会演变作为历史的主线。我以为，我们的思想解放，在摒弃经学化、神学化、官学化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谱”的模式去。如果考虑到当年“新史学”还可以出现“十批判书”这样的作品，“官史学”就一度只能歌颂“千古一帝”，即便后来学界“告别革命”而回归“保守”，淡化意识形态而转趋西方“学术前沿”，还是盛行“子路颂秦王”与新瓶装旧酒，就能够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属于典型的“金花”史学，而在这派史学无法回避的“古史分期”问题上，我当时持明确的“魏晋封建论”观点，视秦汉为“前封建”的“古典”社会（我从不用当时流行的“奴隶社会”概念），因此发表过若干以秦汉横向比较罗马、纵向比较隋唐的考证著述。在调入清华前，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还开过“古代社会形态学”和“封建社会形态学”两门选修课。即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道与心路”都已发生重大改变，我现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概念分析周秦、汉魏之别，但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当年新史学的影响是不会消灭的。我后来使用的“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等概念，也明显带有当年新史学的烙印。所以在清华开设秦汉史课时，这些学术经历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汉史课程与一般“断代秦汉史”有很大区别。

我假设学习秦汉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通史阶段的秦汉史知识，没有必要花时间再讲一遍这四个王朝（我认为前后汉完全是两个王朝，中间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应为四个朝代）的兴衰概要，所以绝大部分课时都用来讨论这四朝的制度和观念演变。尤其是分析“周秦之变”和“汉魏之变”。前者要讲清楚中国是何以从“三代”走进帝制的，这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深层次影响。而后者则要说明这一由四个王朝组成的“第一帝国”如何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机，导致秦制后来发生了不同于一般所谓“合久必分”的长时段紊乱，但周制却复兴无望，最终在经历数百年“中间期”后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国。换句话说，我不想花时间给学生讲一套“四姓之兴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时间内梳理一下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的“世道与心路”，以给今人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而且对两者的认识紧密相关。对前者认识的深浅，关系到后者的成败；对后者的体验亦能加深对前者的理解。而在这两者之间次一等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汉魏之变了。如果本书能够促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讨论，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虽然年头不算很长，但当时“超星图书馆”做了全程视频录像，据说流传甚广，至今海内外仍有不少受众。当时只是做了课程PPT，并没有成书的讲义。后来我不再讲授这门课，也没有想到要出版讲义。但是，近年来好几位有心的读者却分别根据课程录像，整理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给我，并与书界的朋友一起，极力鼓动我出版。浙江财经大学的刘志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校对引文，去除语病，划分章节。他们的热心和奉献令人感动，也使我觉得出这本书不仅有它的价值，也还要对得起学生、读者和听众朋友们的厚爱。

当然，从我过去写的秦汉相关论文，到课程开设期间乃至视频传播中，各种评价也都存在。赞同的声音就不说了，批评的意见林林总总，常见的就是说我的秦汉史不合常规，有“以论代史”的色彩。对此我这里做一点回应：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有过“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论。改革时期由于对过去史学官学化的不满，“论从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论带史”则被讥为“以论代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那时用以“代史”的“论”其实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经论证的理论教条，而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地塞进教条编织的框框里，还要不断根据上面的需要而改变叙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对嬴政先生从大批到大赞），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难道这能叫“论”？其实这种思维不改变，即便换了一套意识形态氛围，比如不再讲“五种社会形态”而改为追随“国际学术前沿”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从“反传统”变成“颂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那种“教条多而论证少”的弊病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讲“史”和“论”的关系，其实就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其实就是论据与论证的关系。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无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我们看过去“金花”时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来也是旁征博引，不仅史料要“掉书袋”，理论更要“掉书袋”。一篇文章几十个注，史料引证不多，“经典作家语录”引证倒是不少。有人说这是“以论带史”，有人嘲曰“以论代史”。其实这并不是“论”多了，而恰恰是“论”极其贫乏的表现。史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经学。离开经典作家，你就不会思考了？

说实话，我受“经典作家”影响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关知识产权的前人具论外，我是不主张理论上掉书袋的。我的论证主要是自己的思考，当然思考并非凭空，接受各种启发非常重要。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启发其实是不可少的。例如本书中关于商鞅“坏井田”究竟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关于“乡举里选”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等等，我的一些新见其实都来自生活经历。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亲身经历过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而我关于小共同体具有“温情的等级制”的看法，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其实也来自常识。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大人物忽视常识却迷信教条”造成的。当然常识不一定对，“证伪常识”往往是重大科学发现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阳东升西降，显然围着地球转”的常识证伪，而开创了近代天文学。但是常识可以证伪，却不能无视。实证研究者哥白尼和一个无视常识而高叫“太阳就是从西边升起”的妄人，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当然，研究历史要靠史料，史料的书袋必须得掉。但是秦汉史在这一点上也不同于其他“断代”，因为这一时期存世文献较宋明以后要少得多，没那么多书袋可掉。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近古时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义更加有赖于论证。再就是秦汉史既然很难发现新史料，对前人研究推陈出新就更重要，而与“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话”相比，对前人研究无论推陈还是出新，也更需要论证。所以秦汉史研究相对于宋元明清而言，其实就是一个论据相对有限、而更倚重论证的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并非治“断代史”出身的学人，我在秦汉史方面的论证对不对，还是要敬请方家赐正。

这本书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刘志先生整理的《秦汉史》课程实录视频文稿为基础写成。但从课程录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近20年，期间秦汉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张家山竹简《汉律》的发表、里耶秦简的发现，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都有重大价值，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当年授课时这些都还没有。我历来主张旧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写作的“时代坐标”。但是这本书不同。一是它过去未出版过，是作为新书出版的。二是当初作为讲义是面对学生，现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读者，对学生我应该给他们以与时俱进的知识，而不是提供一个“时代断面”而已。当年授课时，我的讲义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现在出书也应该如此。所以这次成书我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比视频记录稿多了近一倍，至于成效，就期待读者的批评了。

在线试读：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同样的价值判断，也可以依据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是不是背后也有一些共同性呢？讲得简单一点，康有为说秦始皇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时代，而谭嗣同说秦始皇开创的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强盗的时代。这两者是不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所谓封建时代，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主人或者说是领主、封建主，或者说是“小邦君”。每个主人都有自己的一批依附者，显然这个主人是贵的，依附者是贱的，这个时候是有等级制的，是有尊卑之分的。而秦制的确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领主都给消灭了（至少理论上如此），把领主制变成了官僚制。

从秦始皇以后，可以这样讲，贵族和平民的差异性缩小。即使不能说完全消失，但至少是贵族下降了，以后的贵族也不是原来意义上那种贵族。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量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如果不是满族亲贵，哪怕像林则徐那样官至正二品，即使是颇受重视，也颇有权力的人，也不配当“奴才”。能够当奴才，那要有一定的资格。不是满族人，要当奴才，人家还不认，你只能当臣。的确可以说，从皇帝之下皆奴才这一点讲，是平等了。

秦汉以后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以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把周代所谓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语出《左传·昭公七年》）那样一种贵贱分层的制度变成了一种“尔等皆为奴”这样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讲，说实现了一种“平等”，至少相对而言比以前毫无疑问是平等了。虽然彼是一个宰相，尔是一个引车卖浆者流，至少在一点上是平等的，那就是皇帝要杀你和杀他是一样的，想杀就杀了，没有什么两样。皇帝要提拔谁也没有人能阻拦，比如百里奚、吕蒙正，皇上一旦看重，就可以做到“布衣卿相”。

但是这样的一种平等，是使大家都变成贵族了，还是使大家都变成附庸了呢？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我觉得康有为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大概就在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个样子的平等吗？是追求皇帝不管对宰相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想杀就杀，想赏就赏的这种平等吗？当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无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秦制使人无尊卑，都隶属于“大盗”，在这一点上讲，是很“平等”的。

可以说秦制的成功也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样的“平等”，它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先秦时代哪一个领主能够做到？每一个领主只能调动依附于自己很少的人，可是秦始皇就不同了。最直观的，就是周王陵与秦始皇陵相差悬殊。周王陵规模小到难以辨认，而始皇陵仅一个兵马俑坑就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统一至秦亡不过十余年，长城、始皇陵、阿房宫这些重点工程一个接一个，动辄70万人、50万人齐上阵，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本事。

在诸侯时代，小领主和自己的附庸往往是有直接的人际关系，是互相认识的，有直接交往的，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比如河北出土的一件兵器上刻有一个家族世系，一共四代20人的名字被记录在上面。它毫无疑问是个熟人社会，主人和自己的附庸之间是一种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可是到了秦始皇时代就不是这样。

西周时期，按照周制，即所谓封建制，虽然周天子不认识下面一班臣民，实际上他也管不到下面的一班臣民，下面的一班臣民有自己的领主，领主又有上一级的领主。庶人之上有士，士之上有大夫，大夫之上有诸侯，诸侯之上是周天子，是一种身份性的即固定的等级关系，下两层的人是不可能越级与上面的人发生联系的。

周天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庶人，但至少在理论上，他应该是认得诸侯的，因为这些诸侯，从理论上来讲，都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内的嫡长子和其他兄弟，或者类似于父子这样的关系。同理，诸侯一般都是认得卿大夫的，一直下来，每个人和他的主人之间都有一种比较固定的附庸关系。

可是秦始皇他怎么能认得全国人民呢？他也没有办法直接管理全国几千万臣民。因此所谓的秦制，它和封建制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封建制是很多的主人各自管束着自己的属下附庸，而且附庸至少在理论上是固定的，是一种长时期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而秦始皇有无数的附庸，他根本认不得也管不过来，因此他只能用一些他看中（提拔）的奴才去管理其他奴才。理论上讲，这些人都是秦始皇的奴才，从宰相到农民，对于皇帝而言都是臣下之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宰相受宠，皇帝给他很大的权力。

秦制的“好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办法，可以实现中央集权，可以有很强的对人力、物力的调配能力。但是，我们通常从人之常情讲，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亲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对奴才的怜惜和照顾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视为财产，而个人的奴才不管怎么样，“产权明晰”是你自己的，这个所有权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马，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你总不会无缘无故把它虐待死，杀了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财产”不就损失了吗？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那是因为窝边草是它自己的，它更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但是受宠的奴才不太可能对不受宠的奴才产生一种“己物”爱惜照顾之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依附关系，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而是皇帝的人，他本人也是皇帝的人。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巩固皇帝对自己的宠爱，而不是怎么争取更多的人依附于自己——像我们经常讲的招降纳叛，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奔自己——在秦制下这可是大忌，要杀头的。

秦以前不是这样的，秦以前每个领主都要标榜他对下面很不错，然后才会有“良好口碑”，使很多人投奔他。所谓“毛遂自荐”“冯谖弹铗”就是这种口碑。因为，首先他们处于熟人社会；其次，持久依附关系要考虑长期性；第三，隶属关系边界比较明确。如果反之，那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受宠的奴才整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还要凶狠，他们有狐假虎威之横暴，而无损及己物之顾惜。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即使在官僚制内部也有这样的现象。

在秦以后的历史中，被士大夫最痛恨的是什么人？就是宦官。为什么宦官最遭痛恨？因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人，的确是比一般的官僚更可能得宠的奴才。皇帝与宦官接触最多，往往很信任宦官，所以他们最得宠，或者说最容易得宠，最有机会得宠。而皇帝如果给宦官赋予很大的权力，让他去管理他人，宦官的残暴往往比朝官更甚。

这是因为与朝官相比，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受宠奴才。取得皇帝的宠信是他唯一的目标。如果说朝官还略微顾及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宦官因自身的条件限制除了“争宠”没有其他了。宦官用以前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绝不可能是贵族出身——哪一个贵族会愿意“净身”自宫为奴？秦始皇宠信的赵高，现在有人考证说他不是阉奴，至少没被阉净。但是他出身“世世卑贱”是史有明载，从无争议的。

然而无论出身如何卑贱，宦官一旦被皇帝宠信，权倾一时，就常常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顶的事。对此，当然不能用“阶级分析”说事：因为他们是穷苦出身，就会为穷人维权。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从常识判断，皇权爪牙对无缘皇宠的百姓（“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对自己的附庸更无情，这不说是规律，也应是大概率现象。

我们可以说，谭嗣同讲的暴力或者说是“大盗”之制，和康有为讲的“平等”，用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后的这样一种结构，也就是说用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这样一种制度——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皇权之下，大家都是奴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好的说法；“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这是坏的说法。朝贱暮贵者有之，朝不保夕者有之。但是两者都一样，个人的命运是完全托之于皇权的，不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包括先秦时代的那些贵族，甚至也不像我国历史上汉族以外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世袭土司，官僚群体没有自己的领地、属民和其他独立依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平等”与“大盗”，都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