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罗家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朋党”之zheng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旧党zheng，zheng的是什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激化的党zheng之下，朝野之上受害最大的又是谁?

本书是一部北宋党zheng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聚焦庆历至靖康近八十年间的党zheng历史，关注其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统治集团的作为以及政局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影响，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为何走向僵局的某种必然性。全书史料扎实，考证严谨，作者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理解北宋党zheng的重要读物。

作者简介：

罗家祥，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3—199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2005—20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邀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侧重于宋代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代表作有《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等，并主编有《华中国学》1—15辑。

编辑推荐：

1.北宋党争研究的经典之作，张希清、何冠环、包伟民等宋史名家一致推荐。本书与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被誉为北宋党争研究的双璧，时至今日仍是了解、研究宋代党争者不可绕过的专著。

2.一部全面研究北宋党争的著作，全方位梳理其时间线、人物与事件。本书对宋代党争的梳理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起点，至南宋初年结束，接近六十年，时间线完整清晰;广泛涉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曾布、宋徽宗、蔡京等党争中的重要人物;清楚地梳理了王安石与吕慧卿关系恶化、洛党与蜀党之争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3.一扇通往北宋政治真相的大门。书中对于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党争之下，北宋王朝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军事政策不稳定，如复役法、对西夏政策的反复;官员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多以保全自身为重……北宋统治根基在强调君子小人之辨的党争中日益动摇。

4.不拘成说，创见迭出。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北宋朋党之争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为党争而称为党祸等。

5.史料扎实，考证严谨。除宋史正史史料外，作者广泛搜集宋代文人笔记资料和元祐党籍碑等碑刻资料，与宋代党争相关的史料基本被网罗其中。同时，作者对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细致考证，如对于苏轼与程颐交恶一事及其缘由，详考多条史料的产生背景，尽可能还原该事的原委。

6.文笔颇具感染力，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书中将人物及其事件娓娓道来，把士大夫宦海沉浮的扣人心弦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便于读者对宋代重要人物性格、立场、社会关系等有进一步的了解。

7.附录为作者关于其师邓广铭、王瑞明二位先生的纪念文章。二文可视作作者的学术小传，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本书的观点。

陈寅恪先生曾有一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宋代文化或者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这也与士大夫政治密不可分。只是，士大夫文化与士大夫政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模式会走向异化?新旧党zheng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统治究竟有何影响?这些是研治宋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书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zheng，将党zheng的范围上延至庆历党论，下延至南宋初年的靖康党论，关注新旧党各自的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集团的作为和政治局势的反复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从实质性层面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

对于有意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为基础，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分析，故在可信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把握北宋党zheng的基础性读物。

精彩书评：

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论;北宋朋党之zheng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之为党zheng而称之为党祸等，均发前人所未发，甚有见地。本书对深入认识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今对于我们也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代士大夫的党zheng影响宋代政治深远，尤以北宋为烈，有谓北宋党zheng既导致改革失败，更致北宋的灭亡。过去学者研究宋代党zheng，多偏重于神宗至哲宗朝的熙丰元祐的新旧党zheng，或探索肇端于吕范相zheng至庆历变法之仁宗朝党zheng，笔者早年也写过《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本小书。唯全面研究北宋士大夫党zheng，并深入剖析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的，就非罗教授这本可称经典之作莫属。

——何冠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

政治史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视角，对传统王朝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间关键问题常常通过不同派别相互间的党zheng表现出来。自从科举士大夫成为北宋官僚阶层主体，党zheng也开始呈现新的形态。然而各种政治关系之复杂隐秘，非穷极海量历史资料，深掘其底层信息而不可知。又其影响所至，若非旁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无以窥其全貌。此党zheng史研究之不易，罗家祥教授《朋党之zheng与北宋政治》一书之所以系学术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乃因其为关心我国传统政治史者不可不读之故也。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在线试读：

宋哲宗绍圣年间，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与新党章惇、蔡卞、吕惠卿以及旧党诸人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在皇权面前，则竭力将自身塑造成忠贞不二之臣、孤立不党之士，在适度保持政治张力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编者按

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绍圣初，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来看，曾布的政治态度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旧党以坚决打击，并努力绍述神宗政事。但没过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态度却表现得极为矛盾和乖戾。一方面，他力主打击元祐党人，绍述神宗政事，旧党诸人遭黜责后，他认为：“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以此鼓动宋哲宗严厉惩处元祐党人。《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绍圣元年，……(刘奉世)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

此记载也足可看出曾布对旧党严密防范的政治态度。又绍圣四年五月文彦博去世时，曾布对哲宗云“老而不死，终被谪命乃即世”“臣常以为背负先帝，莫如此人”，此语也不可谓不刻薄。《长编纪事本末》卷101《逐元祐党人上》：

(绍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

曾布的意思，即是将漏网者清查出来，予以治罪。是时，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三省与枢密院一并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之议，布实为始作俑者之一。绍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对宋哲宗云：“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以上都足以证明，曾布对旧党打击毫不手软。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发出与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论调。上引材料说明，绍圣时期的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实为主要策划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方今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表示出与前述完全不同的态度。绍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爱惜人材”为由，要将旧党分子孙觉、李常荐入朝廷。吕大防、刘挚南贬，曾布还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气”。绍圣四年十月，建议将陈瓘用为台谏或侍从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则干脆直接建议哲宗引用元祐党人。

与之同时，在一些场合、尤其是与宋哲宗单独交谈时，又屡屡对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党中其他人表示不满乃至直接进行抨击。绍圣四年九月，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稍后又说“与章惇、蔡卞议论不同之人，便指为异论”，攻击章、蔡二人动辄以朋附元祐党人之名排斥异己。又据《长编》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条：

布曰：“陛下睿明天纵，士类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废一人，则何可胜废?章惇实有此议论，如与司马光争免役事，为天下所称，然其言亦未尝以免役为是，但云当徐议改更，不当暴废尔!”

上云：“方泽诚可罪，只是惇门下人，故主张他。”

布曰：“泽本惠卿亲党，然惇于惠卿亲党过于己亲党，无不主张者。”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执政时，惇乃门下士……”

以上的事实表明，随着元祐旧党被贬逐殆尽，曾布与章惇、蔡卞、吕惠卿等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与哲宗的对话中，曾布则隐伏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还对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以为过当，然此岂为诋訾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这里，曾布则完全将自己置于新党之外，俨然以中立不党之面目对章惇、蔡卞进行指责。

曾布的这些矛盾表现，招来了后世的不同评价。如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较之惇、卞之徒，究属天良未昧”，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而另则有人认为“绍圣初，元祐党祸起，布知公论所在，故对上之语，多持两端”，意在说明其恶不减章、蔡，只是善于文饰，城府更深。如何正确地评价曾布，不仅涉及到曾布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质判断。

笔者认为，在曾布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其一套独创的官场哲学，即在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始终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张力，并不断地随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兼而达到个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现，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给时为宰相的曾布修书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周知”的事实，要求他引用善人(按指元祐党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祸”将不可逃。曾布在复信中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变、朋党相倾的复杂形势中成为不倒翁的奥秘：

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真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风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宗之辱，而累及亲友也。

曾布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为我们通过现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当时的仕风，不啻提供了一把钥匙。曾布所说的处乱世而不败的“义理”，即是那一套官场哲学、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这一套“义理”和官场哲学，因此，曾布力主打击元祐党人，却又在打击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力主绍述神宗政事，却又保留因时“损益”的观点;无数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诋毁章惇等人，离间章惇与哲宗之间的关系，却又时或对章惇有一两句公道之语。曾布力主“绍述”和打击旧党，是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间所发的异论，则是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准备。我们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必须看到，曾布这些行为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党同、无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对于新、旧两党而言，而对于皇权，曾布却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处之三味，故而处心积虑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贞不贰之臣，孤立不党之士，试看曾布与哲宗的如下一段对话：

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冯京辈皆是。”

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

在以上对话中，他反复告诫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向哲宗进此君人南面之术，无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最佳方式，此种方式可谓一举三得：可获得哲宗的充分依赖;可以客观上收到离间哲宗与惇、卞关系之效;可为自己仕途的进一步通显打下基础。曾布的这种用意极为明显。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党内部寻找矛盾，偶尔制造矛盾而与其他新党官员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敌对状态。至哲宗去世，曾布与章惇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据曾布自己的记载，向太后垂帘之后，他曾与向太后论及章惇数事，认为：“今日事不成，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能为尔!”曾布此语的用意异常卑劣。“今日事不成”，系指章惇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而未成功;“内怀反侧”，即是认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伤、谄诬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异常尖锐、激烈。曾布与蔡京、蔡卞之间的关系，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向太后垂帘之后，他一再要求将蔡京、蔡卞逐出朝廷。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