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周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唐代精英社会的研究专著。“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这是唐人自身对所处时代的直观描述，昭示着士人阶层从乡里世界“脱嵌”，进而实现“中央化”的历史进程。也因此，两京以外，士人的地方生活经历在历史叙事中多被遗落、删削。本书充分运用笔记小说与出土墓志，拼缀、勾勒出如下历史图景：“中央化”之后，唐代士人又转而从两京迁徙、侨寓地方州县，出现“地方化”的转向；围绕着诸项社会资源，士人与地方民众间呈现出竞争、对立的态势。作者认为，这种关系格局是中晚唐社会的特有结构，也是从地方视角重新理解唐帝国崩溃与唐宋社会转型的一条线索。

作者简介：

周鼎，1987年生，江苏扬州人，201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近年关注石刻文献与地方社会等议题。先后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编辑推荐：

隋唐之际，士人阶层开始了一段“中央化”的转型历程。唐人所谓“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仕家不著籍于乡闾”，“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描述的正是这一时代变局。不过，有迹象表明，传统乡里关系消失后，唐代士人与地方社会仍维系着某种纠葛。

重重掩映之下，唐代地方社会呈现出何种形态？士人究竟在其间扮演了何种角色？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应置于怎样的历史情境下理解？

本书旨在探究唐代精英在“地方”这一场域下的活动样态，他们的空间迁徙、人际网络、生存策略等，都是作者关心所系；探寻这背后的社会机制与秩序原理，更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意识。

在线试读：

附录二 “清流”之外—— 中晚唐长安的“非士职”官僚及其家族网络

引言：清与浊的光谱

中晚唐社会是一个急遽转型的时代，发端于政治、经济领域的诸项变革，重塑了资源分配与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则，进而对人群身份秩序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在此期间，都城长安作为四方辐辏、新旧交替的历史舞台，堪称观察时代变局的理想地域样本。

唐代长安研究的学术积淀堪称深厚。自清人徐松以降，学者对其间宫殿、衙署、坊市、寺观等都市景观开展了细致的考证与复原，近年来在都城社会史研究中，学者利用新出碑志也做过不少别开生面的探讨。随着研究持续推进，新史料不断刊布，唐代长安的空间构造与社会运作的诸多细节已变得清晰起来，考察其间人群互动关系与深层社会结构逐渐成为可能。

以“安史之乱”为界，长安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前人研究为我们提示出一些重要线索。陆扬近年揭櫫“清流文化”的概念，认为以中晚唐长安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文”的理念为共享价值，以进士出身、词臣履历为身份标识的政治文化精英——清流群体，他们塑造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了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进程。这项研究为理解中晚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成为近年颇受瞩目的学术议题。

观察中晚唐长安社会，清流士人及其家族确是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在个案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中晚唐部分士人家族依托科举体制，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机制中居于优势地位，进而在京师营置宅第，世代定居。这批科举精英的确呈现出某些新的风貌，如他们往往在郡望、房支之外冠以所居京城里坊，作为新型门第标识，诸如靖恭杨家、新昌杨家、修行杨家、靖安李氏等，均堪称晚唐清流文化的典型家族。

按照陆扬的界定，清流是一种“依托社会想象与政治成功双重力量”而生成的精英群体，这显然是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人群分类方式。在处理本文相关问题时，笔者更愿意将“清流”理解为光谱的一极，即人群社会面貌的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立足社会史视角，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清流所从属的社会阶层是怎样的构成？他们与同阶层中其他人群的边界何在？边界的外缘是哪些人？处于对立面的又是哪些人？循着这些问题思考，或可窥见唐后期身份秩序更为复杂、多元的光谱状形态。

研究表明，清流文化的代表——唐后期进士及第的高级文官，大多出身久沾宦绪的官僚家族，甚至汉魏以降蝉联冠冕的旧士族。他们门第虽有高低、新旧之别，但都可以归入广义士族（士人）的行列，唐代文献中例以“衣冠”“士流”“仕家”等指称之，甚至过去被认为代表新型社会身份的晚唐 “衣冠户”，据近年研究，主体其实仍是这一社会阶层。因此，在思考唐后期清流文化的兴起这一现象时，首先应明确历史主体所属阶层的整体属性。

在唐前期的“中央化”浪潮中，为仕宦便利计，士族大多自乡里迁居两京一带，长安城中的里坊成为其萃居之所，这也是理解唐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起点。不过这一情形在“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变化，士人阶层内部出现了显著的社会流动与分化。在仕途竞逐与经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除上述蝉联科第的少数精英，更多士人家族已无力维系在两京（尤其是长安）的生计，不得不放弃京中产业，转而迁徙、侨居地方州县。侨寓士人分布广泛，在侨居外州的同时，与京城亲故、族属维系着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并且彼此间的身份流动也时有发生。因此，侨寓士人是与长安清流家族联结紧密的外缘人群，甚至可以认为，前者是维系后者再生产的“蓄水池”。

唐后期士人阶层之所以出现向下流动、向外溢出的趋势，除了激烈的圈内竞争，更重要的动因还在于外部冲击与挑战。时人有言：“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艰难已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 “安史之乱”后，随着内廷宦官、藩镇武人等其他精英人群在政治上的崛起，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侵蚀。这种人群间的紧张关系，是清流文化形成的时代语境之一。就此而言，武人、宦官等或可归入身份光谱的另一极，姑且称之为“浊流”。

这其中，宦官群体主要活跃于长安政治舞台，更受瞩目，研究也最为充分，诸如南衙北司之争、禁军与内诸司使的权力构造等，都是中晚唐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课题。不过，宦官并非一个处在社会真空中的纯粹政治集团，他们也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格。近年来，学者利用出土碑志对此做过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杜文玉考察了宦官的社会来源与家族形态，发现唐后期宦官的籍贯大多分布在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陈弱水的研究则揭示出宦官社群的内部形态，尤其是宦官与军人家庭盘根错节的收养、联姻关系。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宦官集团之所以能长期屹立长安政治舞台，除了政治、制度因素，更与其植根长安的社会网络与再生产机制密不可分。

随着对清、浊两端人群各自形态的认知深入，在唐后期的身份光谱中，一些面貌更为复杂、暧昧的中间人群逐渐进入我们视野。笔者此前曾着眼藩镇体制下的地方州县，对几类地方人群的社会形态与生存境遇做过探讨。本文将视线转向都城长安，聚焦几类与内廷宦官、武人关系紧密，可归入“浊流”行列，同时与清流士人也不乏交集、互动的群体。具体而言，他们包括：1.任职于中书门下、财政三司等中央机构的胥吏；2.服务皇家的翰林伎术待诏；3.禁军与内诸司使系统的文职僚佐、吏员。

基于制度史、艺术史与医疗社会史等视域，学者对以上三类人群不乏专门研究，本文之所以将其并置讨论，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出土三类人群的墓志大多镌刻于“安史之乱”以后，且集中分布在长安周边，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表明他们属于中唐以降活跃于都城的新兴人群，或许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性格。其次，他们通过相似的晋升机制步入仕途，且职衔类型高度趋同，这表明他们拥有相似的制度身份。最后，他们虽能步入仕途，但与宦官、武人相似，都为清途所阻，在制度与观念上与士人群体存在区隔。这也是本文以“非士职”概称之的原因。

以中唐以降的制度变革为线索，将以上三类人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都城社会史的视野，或许可以看到一幅别样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