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氏之死》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王氏之死

《王氏之死》，[美]史景迁著，张祝馨译，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清代郯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小县，默默无闻，但多灾多难。妇人王氏，一个疑案记录中昙花一现的受害人，在飘雪纷纷的夜晚，惨死于丈夫之手。

利用县官回忆录、地方县志与《聊斋志异》，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这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普通百姓挣扎于战乱、贫困和地方暴力中，没有官场人脉帮忙应对，也没有强大的宗族可以倚赖；无名女性没有法术和金钱做靠山，婚姻可能是毫无欢乐的陷阱，舆论与道德的纠缠随时将她们置于死地。

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这是一个有关幻想、肉欲与不安的故事，是对当时的郯城恰如其分的注解。在人鬼莫辨的世界，人们真切地体味着命运的尖厉。

作者简介：

耶鲁大学历史系斯特林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代表作：《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曾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7）、古根海姆奖和麦克阿瑟奖。

编辑推荐：

1.史景迁经典代表作，复原十七世纪的县乡中国与家庭生活，再现动荡时代下小人物的命途祸福自明成化十七年，山东郯城，十事九灾：洪水、饥荒、地震、匪患与战乱无休止地循环。一桩私奔引发的疑案，揭开这个边缘小县的一角：县官黄六鸿在提振民心、催征赋税与打击黑恶势力中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百姓早已在连番的祸乱中变得麻木堕落。

2.一本基层县官的“职场指南”，围观一场地狱开局下的突围与破局，在重重困境中也看到挣扎的自己史景迁创造性发掘《福惠全书》，用一本基层县官求生手册，一览清初地方的众生百态：官场运作、钱谷刑名、户口徭役、财赋司法、里甲管理。在黄六鸿之前，已有四位知县因无法解决郯城逋赋严重情况及驿站废弛而遭革职。他与地主豪强斗智斗勇，与士绅富户迂回周旋，与黑恶贼众正面一战……黄六鸿的到来，照见每一个在天灾人祸中挣扎求生、寻求破局之路的小人物。

3.活在《县志》中的模范女性VS选择冲破命运围剿的王氏，一桩由私奔引发的疑案，召唤出只能在幻梦与现实的边缘实现的解脱《县志》中安放了五十六篇贞烈传记，鼓励已婚和未婚女性必要时可以死明志，为一个人鬼莫辨的世界增添一些道德抚慰。王氏，一个没能留下姓名的女人，从丈夫身边逃走，却又回来，在167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死于丈夫之手。一次反叛与出逃，换来一场在幻梦中实现的解脱。当付出一切却无所回馈时，每个郯城人都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

4.在《聊斋》的志怪故事中实现“自救”，在平行宇宙中触碰到真实的希望现实中他们沉默、麻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而幻境里他们有仇有恨，有勇有谋，有法术，有金钱，对不公的世道勇敢反抗，对命运的伤害予以回击。官方记录无法窥探的底层人民的欲望、困境和道德的挣扎与不为人知的无奈，在蒲松林的笔下通过乡里传说和奇幻故事得以诉说。

5.新版归来，附送原始审案记录，再现史景迁灵感之源。在“蒙太奇”般的史料剪裁下，品味难以模仿的史景迁风格。

当时代的微尘穿过郯城，一粒一粒压到王氏的身上时，这个故事没有问题与答案，只有真实的“人”的温度。史景迁通过“蒙太奇”般的剪裁手法，在历史浪潮中拾起小人物的鲜活生命，召唤边缘百姓几乎被人遗忘的真实生活。

精彩书评：

“一本令人难忘的历史重现之书。”——《新共和周刊》

“一个连名字都没能传下来的寻常农妇的死亡，成了史景迁笔下动人心魄的史诗。他以穿透岁月的观察和惊人的叙事力，把那个灾荒、瘟疫、匪患与重税盘剥循环往复的世界拉到我们面前。真是一个关于学术研究与历史写作的经典示范。”——罗新“不管它被归于虚构还是历史重构，都是文体和叙事上的杰作。”——哈罗德·布罗姆

在线试读：

我对王氏的反应模糊而深远。于我而言，她就像是退潮时海水中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我几乎是怀着遗憾的心情从浪涛中将它拾起，心知随着阳光蒸干水分，石头上的色彩也会逐渐褪去、消失。但这块石头的色彩与纹理并未消散，反而在我手中变得更加鲜明。我时不时还能感受到，这块石头正在向握持着它的血肉传递温度。历经几个世纪，中国对农村的苦难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写法；类似上述引文可见于众多方志与官员回忆录，通常只是堆砌辞藻，缺乏实质。但至少对郯城而言，此段描绘是切实可感的。兖州府下辖二十七县，以郯城与沂州最为贫困。黄六鸿比较二者时，发现郯城的境况显然更为严峻。明末，县内设有八座应急谷仓，分别位于县内四个乡、马头镇、南部驿站、县城及西北的神山。至1670年，八座谷仓已悉数被毁。1668年大地震毁坏了县里的诸多屋舍楼阁及大片城墙，但即便在此之前，多处建筑也早已沦为废墟。县医馆消失无踪，南往宿迁的通衢大道上方的桥梁也已倾圮，各座寺庙亦被毁坏殆尽。

16世纪末以降，中国各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将许多旧有的力役与兵役改纳银钱。及至1670年，郯城百姓大多已改为以银钱纳税，然而仍有几种徭役未能蠲免：例如收集大量柳驻地；护送装运物资的骡队；以及向工部提供兴建宫殿所需的特种木材—这些木材必须运至一千六百七十里外的北京。此外，尽管郯城县因穷困，且远离主要水道，郯城工人通常无须在黄河与大运河上服役，但因南方骆马湖的大规模疏浚及筑堤工程，此项豁免在17世纪50年代初期、1666年及1670年都曾被收回。

在郯城，也能找到寡妇不时为财务压力所苦的证据，虽然常常被改嫁的压力所掩饰。寡妇吴氏需要独自抚养一岁大的幼儿，《县志》中有一段简短的传记，其中有云：“姑卒，夫兄逼令改嫁。氏剪发毁面，尽归故产于夫兄。携孤祉依母以居。”寡妇安氏之死则有以下描述：“妻于归甫半载，羡婴暴疾而亡。氏恸哭，誓欲同死，乡人未之信也。次日，将己妆奁衣服焚之，舅姑不能禁。宗党聚而观焉。氏抚膺长叹曰：‘夫乎！吾从尔逝矣！’即以身跳入火中，邻妇救之出。守者始密。又次日，氏谩姑出，即扃门缢于房中。时年一十九岁，人称烈妇云！”

冯可参以最高标准甄选并撰写《郯城县志》中的“人物志”，针对女性尤其如此。“贞烈”妇女传的传播，是地方名士将其认为正确的女性举止强加于他人的重要方式之一，此举也与当时朝廷力推的价值观完全一致。所谓女性的行为举止，一般即指女性对丈夫的行为。列载的女性中，有十五人自杀，其中十三人是出于对亡夫之忠贞，或为免遭强暴，令夫妻二人蒙羞。与为复仇或因愤怒而自尽者不同（黄六鸿对此类行径多有批评），若是没有子嗣的孀妇自杀，则会在道德上被视为“正确”之举，因为此举显示出女性对丈夫的崇敬。即便丈夫在地方上名声不佳，其遗孀自尽亦会受人褒赞。这从高氏之案中可见一斑。高氏之夫因谋杀罪被羁押于郯城狱中，妇人前去探视病重的丈夫，在牢中企图用裹脚布缢死自己与丈夫。狱卒出手制止，并不许她再次探望，她只得前往城隍庙，向城隍自白“：妇人从一而终，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独生？妾志定矣。与其身殉于终，孰若断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鉴之。”随后便在城隍庙廊下自缢。此类自杀并不限于受过理学忠孝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家庭。例如，在丈夫病逝后自尽的刘氏，本人为木匠之女，其夫为佣工；另有一位自尽的孀妇，其亡夫为小商贩，往来于李家庄和莱芜镇两地做买卖。

郯城依然飘雪纷纷。任某扶起妻子的尸身，用她的蓝夹衫裹住她的肩膀。他打开家门，背着她穿过树林，朝邻居高家走去。他的企图如下：王氏死后，他携尸身至高家门前，称其与高某素来有私情，为高某所杀。此番说词似乎合情合理：王氏曾与人私奔，而高某又为人暴戾。二人可趁任某外出务农时，每日里在一起卿卿我我。但任某终究没能带王氏走到高家。当他行至幽暗林中，犬吠声起，躲在高家门楼下休息的更夫鸣锣示警，高家点亮了一盏灯火。任某将尸体弃于雪中静候。无人前来探查。灯火熄灭，四周再度归为寂静。他将王氏留在原地，独自返回空宅，锁门入睡。王氏的尸身整夜横卧雪地中。及至被寻获时，样貌仿若生者：严寒竟令其脸颊上保有些许鲜活的血色。王氏已死，但她身后之事或许比生前的问题更难解。生前，除了以言行伤害公公与丈夫或与其私奔的男人外，王氏大概并无力量伤害他人。但在她死后，其怨念充满了力量与危险：身为饿鬼，她可在村中游荡数代之久，难以安抚，也无法驱除。三十年前，年轻的寡妇田氏曾威胁，若不能如愿独自过活便自杀，变成厉鬼追索徐家，结果她如愿以偿。如今田氏仍安然无恙，足以说明郯城人极为重视此类言论。黄六鸿认为，应用一副好棺木将王氏安葬在她家附近，“以慰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