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日]大津透著，刘可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日本”这个国号是在8世纪之初确定的。本书描写的是663年白村江战败后，在紧迫的国际形式下日本的诞生。此时的日本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

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而唐、日律令异同比较，利用日本保存的律令复原久已亡佚的《唐令》等等，对于研究唐朝法制史乃至中国古代史都有重要意义。

日本史学家大津透教授继承了日本律令研究的深厚传统，是当今日、唐律令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穿插史料与前沿学说，将晦涩的内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地娓娓道来，是对日本律令制研究方面无可非议的启蒙书，也是了解日本历史文化演变的重要之作。

本书为《岩波新书》系列的通俗著作，作者精通日本律令制，也熟知东亚古代史和中国隋唐史。本书面向的是一般读者，作者深入浅出的书写方式无疑将此书打造成为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并适合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律令文化、日本古代社会以及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的历史读物。

作者简介：

大津透，生于1960年，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古代史，是日本律令制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著有《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书店1993年版)、《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年版)、《道長と宮廷社会》(讲谈社2001年版)、《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岩波书店2006年版)、《日本古代史を学ぶ》(岩波书店2009年版)等。

译者简介：

刘可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获学士、硕士学位。后赴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汉唐间历史学与考古学、中日交流史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已发表中、日、英语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丝路的最东端——从倭国到日本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译著川本芳昭著《中国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李凭著《北魏平城時代》(汉译日，与小尾孝夫、小野响合译，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21年版)等。

编辑推荐：

白村江战败后的日本正处于政治交替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

本书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涉及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唐日交流的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唐朝法制史和古代中日交流史。

精彩书评：

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利用隋唐传来的律令制度，使得古代日本国家日益成熟。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

如果没有中国文明，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时，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民族国家黎明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

在663年白村江战败后的紧迫国际形势中，以权力集中为目的，日本建立了律令国家。本书正是描绘律令国家形成过程的“日本诞生故事”。

——《朝日新闻》

本书是日本古代史泰斗大津透基于最新研究，对于日本律令国家所受隋唐帝国及其文明影响的学术成果。

——《日本经济新闻》

在线试读：

汉译版序

岩波新书《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2020)得以翻译为汉语，在中国出版，对于笔者而言是非常荣幸之事。

笔者一直以日本古代史，特别是律令制即日本古代国家的法制、古代天皇制作为研究中心。正如本书后记所述，自1999年在中国宁波发现北宋天圣令写本以来，日唐律令制的比较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日本学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天圣令研究者间加强了交流。由东方学会组织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曾数次举办以律令制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探讨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形成，以及对于中国文明吸收的本书能获得中国友人的阅读，实属望外之喜。

随着隋唐帝国的成立，东亚国际形势剧变。7世纪中叶以降，倭国在与唐、新罗的对抗中，加速建设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倭国是通过吸收律令整备自身的国制，因此被称作律令国家。本书主要基于与中国的比较，分析8世纪日本编纂的大宝、养老律令，并阐明其特色。尽管相关律令源于隋唐的国制，但同时又与隋唐制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的特色愈发显现。其中可见7世纪以前日本自身的特征。通过编纂律令而形成的第一阶段的律令制并未建成如隋唐那样的国家制度。基于律令所确立的制度化的天皇依然保存着其固有形态。并且，制度化天皇的成立可追溯至相较律令制更早的7世纪初。“スメラミコト”(译者：即指天皇)是独特的日语君主号，日本创造了与之对应的具有宗教、神话内涵的天皇号。

进入8世纪，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并顺利派遣遣唐使。其中包含着大宝遣唐使粟田真人付出的努力。在此背景下，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日本开始吸收作为中国社会规范的“礼”，愈发效仿隋唐的国制。尽管此时日本并未编纂律令，但笔者认为律令制依然获得发展，是日本律令制的第二阶段。上述认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吉备真备曾从唐朝带回以“礼”为中心的儒家典籍。由此为开端，在佛教方面日本邀请鉴真赴日，藤原仲麻吕进而开始推行唐风化政策。与此相应，随着对“礼”的吸收，天皇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发生转变。这一阶段，日本整备了有关天皇的衣服、礼拜方式等方面的礼仪，甚至在整备工作尚未完成之际还尝试祭祀昊天上帝。通过诸如此类的事例，本书论述了日本国制的唐风化过程。

在唐代法律中，作为刑法的唐律以《唐律疏议》的形式得到基本完整的保存。而与此相对，作为行政法的唐令已经散佚，未能流传。日本方面，仁井田陞、池田温等学者推动了唐令条文的复原研究(《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由于天圣令的发现，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学界重新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唐令复原研究。唐令的复原研究，不仅需要利用《令义解》《令集解》等基本史料，对于日本古代律令制的理解同样不可或缺。不过，中国学界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本书如能有助于日本古代律令国家形态的研究，促进隋唐史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唐朝的律令法，推动日中历史学界间的学术交流，笔者将不胜荣幸。

本书的译者刘可维(南京师范大学)留学于九州大学，并取得学位，曾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唐狱官令的日语论文，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优秀研究者。在翻译本书之际，刘氏认真地检查了原文，指出多处笔误。对于这样优秀的译者，笔者欣喜之余深表感谢。本书在日本出版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20年2月。虽然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已基本得到控制。本书在此时翻译出版，笔者深怀感慨!

大津透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