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苏北人成为上海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这座城市中努力生存，却备受争议。一个人的原籍为何会引来众多讨论，“苏北人”的称谓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基于丰富的史料，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以上海苏北人为研究对象，从其生活、工作、习惯，以及他者对苏北人的印象与记忆切入，试图揭示其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阐述作为族群的苏北人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反复建构和延续的。苏北既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从原籍的角度寻迹其历史，才能理解族群本身。尽管苏北人所受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在时代浪潮中，但其产生的根源，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

韩起澜，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性别、比较劳工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口述历史。曾获1986—1987年度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奖，代表作有《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等。

编辑推荐：

★知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韩起澜教授的代表作品，探究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的经典之作，近代以来上海苏北人群体的全景呈现。韩起澜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历史细节，记录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历经磨难的群体，“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

★“苏北”的范围有多大?究竟是谁界定了“苏北人”?他们为何前往上海，又何以遭受长久的偏见?面对偏见，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学者韩起澜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兼具宏观的族群理论和微观的社会考察，分析苏北人作为族群的历史及其自身的族群认同，解答“苏北人”称谓背后的诸多谜团。

★真实记录苏北人的生活百态。无论是故纸堆里的历史文献，还是生动的口述访谈，如拼图般补全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图景。一本描述扬州风景的书，为何引来扬州人的抗议?家园不保，棚户居民将如何面对?面对“通敌”指控，苏北人会怎样反击?为何一说自己是苏北人，找对象就成了难题?从方言、饮食、穿着、居所，到地方戏、同乡会、职业、婚姻……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历史细节，记录耐人寻味的来沪苏北人往事。

★知名学者李天纲、苏智良，知名文史作家张明扬、资深书评人维舟诚挚推荐!“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

精彩书评：

大都市内部的族群问题值得关注，只因为它是真实存在(过)的。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叙述，增进理解，旨在消除偏见，促进融合。我曾参与和见证韩起澜教授的上海苏北人研究，其作品堪称范本!她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构成了海外“上海学”的主力，值得钦佩!

——李天纲(复旦大学教授)

美国学者韩起澜从地理、方言、习俗、文化等角度，完整诠释了何谓“苏北”和“苏北人”，讨论苏北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并就上海人歧视苏北人的原因和程度，提供了精彩的、令人信服的史料和案例，引起我们的兴趣，更促进了我们的深思。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什么是“苏北”，什么又是“江北”?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韩起澜深入挖掘上海苏北人群体，探讨其作为一个族群的建构过程、面对歧视的抗争经历，以及在上海城市化、工业化和迁徙浪潮中的历史阵痛。看完这本书，我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苏北人身份了。

——张明扬(知名文史作家)

看似“天生”的群体身份，实质上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既然苏北人的形成是特殊经历的结果，那也可能逐渐消亡。小群体的成员竭力摆脱原本被污名化的身份标签，通过模仿、隐匿、伪造、通婚等各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融入大群体。可以说，这是一段隐秘的历史。

——维舟(资深书评人)

在线试读：

前言

本书论述上海的族群，撰写本书起意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城。1977年，我初次来到埃尔帕索，同两位朋友一道，从事对卷入1972—1974年法拉制造公司罢工的奇卡纳女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奇卡纳女工在罢工期间形成的联合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听说这次罢工也被描绘成奇卡纳和墨西哥的女工之间的分裂和对抗，这让我们最初感到困惑。我们在1978年和1979年回头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这些分裂派系夹杂着像埃尔帕索那样的边城所具有的族群含义。

1979年我来到上海，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棉纺厂女工史。在那时，我总是能想起在埃尔帕索采访过和结交过的妇女们，我们曾试图解开关于她们团结和摩擦的谜团。也许是无意识地，在埃尔帕索令我全神贯注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研究，因为不无巧合的是，上海女工内部(特别是在来自江苏省北部和南部的女工之间)的分隔，成为本研究的主导旋律。长江对江苏的分割，令人回想起(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格兰德河所代表的分隔，该河把埃尔帕索同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分隔开来。根据上海以原籍为基础分隔的最初提示，我加紧采访和阅读文件资料以探索这种分隔对女工生活的含义和对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

然而，在有关女工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中，有一个基本问题依然无法回答，这关乎来自江苏南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分隔的根源，尤其是江苏北部土生土长的人即苏北人地位低下的根源。有两点认识使我有兴趣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第一，分隔并不限于棉纺厂，而是事实上

在上海形成了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第二，这种分隔及对苏北人的偏见在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于是，本书在刚开始时的部分，试图分析在上海出现这种偏见的根源。起初我设想的是写一部关于上海苏北人的历史。

由于有关苏北人资料的极度匮乏，好几次我差点放弃这个项目。但最迫使我想放弃的是一个惊人的认识，我在已经工作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我一直以为，包括我的大多数知情人也都以为，谁是苏北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个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部的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它可以按地理、语言或经济状况来界定，但是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我的课题和我的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在我眼前仿佛都消失了。

我没有中止我的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反而最终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殚精竭虑去拼凑上海苏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被建构的过程及其发挥的功能。在我开始把籍贯(比如苏北人的籍贯)看作社会建构的类别时，也开始考量籍贯表现族群含义的方式。我越来越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族群关系，这种分析以前从未应用于中国，也许是因为压倒多数的人口都是汉族身份吧。于是，本研究最终没有成为关于上海底层社会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关于创立中国族群学的研究。

本书并不僭称是上海苏北人的完整历史，也不按编年次序编排。相反，每一章都探讨苏北族群被建构和受到争议的历史场合。导论之后的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团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第二章探索同苏北有关的种种含义，分析其作为社会类别的产生以回应苏北移民来到江南和上海的现象。上海的苏北移民群体的形成和上海当局把这个群体边缘化的企图是第三章的主题。第四章聚焦于苏北人在上海的从业经历，分析劳工市场是如何产生族群，又是如何受族群影响的。第五章将我们的视角转向苏北人本身，探索他们如何建构他们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如何对精英集团炮制的苏北身份进行抗争和抵制。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出现了，在那时，苏北人的地位成为公众辩论的主题，这个社会类别史无前例地遭到冷遇和受到挑战，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尽管头几章全都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第七章则论述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苏北族群的存续和对之进行的商讨，第八章也是本书最后一章，是对籍贯的族群含义方面的反思。

社会类别的含义以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我质疑社会类别的目的产生了一个术语学问题：如何指涉我所要描述其历史的那个人群。我在本书从头到尾使用苏北这一术语来指涉江苏北部，即从长江至淮河古道之间的核心地区，苏北人则指该地区的居民。当我使用苏北这个措辞时，系指那些当初在上海被称为“苏北佬”的人，而不论其确切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如此用词是希望苏北一词被理解为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在上海，最通常用来指涉江苏北部的是江北而不是苏北。事实上，许多上海人一听说我在研究苏北人就好奇地看着我，当他们一听到江北这个术语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很清楚了。我使用苏北这个术语是因为江北这个术语在上海已成为贬义词，即使在以前也许并非如此。

我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本项目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特别感谢罗丽莎，在我十分确信我的课题已经告吹时，她帮助我理清了各种可能的思路，令人振奋。黛安娜·怀利花费很多精力在纽黑文听取了我关于籍贯族群的最初步的想法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在我动手写书时，柯临清、韩倞、贺萧、玛丽莲·杨以及罗丽莎投身到我们在周六开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其中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讨论我的作品。他们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评点数易其稿的本书各章，易稿次数之多可能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位留心记忆所不及的。

另有许多人也对本项目作出了贡献。裴宜理和曼素恩不仅极其慷慨地让我分享了她们拥有的有关上海工人的资料，而且还对整部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点。我也感谢戴慧思、史景迁和白凯阅读和评论了本书最后一稿。戴维·蒙哥马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例证。多年来，许多同事拨冗莅临饭局和会议，讨论有关苏北人的理念和提供知情人线索，他们是：安敏成、白彬菊、周锡瑞、康无为、李中清、托马斯·罗斯基、萧凤霞、王绍光、范力沛、魏斐德、华志坚、魏爱莲、蔡九迪。韩森贡献了她研究宋代的经验，她帮助我正确地分析有关资料方面的问题。米凯拉·迪莱昂纳多慷慨地贡献了她在有关族群的人类学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长。

然而，倘若不是上海众多人士慷慨襄助，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份书稿，要不是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批评指正，恐怕连主意也不会有。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同意我采访的在上海的苏北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了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其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赵念国，常常竭尽全力安排访谈。我感谢筱文艳、马秀英和上海淮剧团的成员帮助安排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苏北之行。我在上海期间，邓裕志、徐新吾、薛素珍、陈曾年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

好几项学术基金使我从事这项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学术基金来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王氏中国问题研究所、耶鲁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格里斯沃尔德基金会。这些资助使我得以借重赵小建、申晓红、梁侃的非常宝贵的研究襄助。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查尔斯·格伦奇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有时还会悄悄提醒，这正符合我对编辑的预期。劳伦斯·肯尼对手稿做了仔细的校订。邓尔麟代表出版社对手稿所作的评论充满真知灼见，促使我对自己的分析精益求精。

有几位人士对本项目作出了不那么直接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我感谢莉莎·菲奥尔—马塔和路易丝·默里提供了纽约西村的一套公寓，使我能花一周时间对本书的尾章进行反复思考;伊迪丝·赫德提供了一所可以眺望旧金山的房子，使我在那里修改定稿;也要谢谢罗莎和马娅自己玩耍、讲故事;莉西娅·菲奥尔—马塔拓展了我在思想上和地理上的想象力。最后，从我俩1977年前往埃尔帕索起，历经无数次去中国的研究之旅，贺萧始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严峻的批评者，也是一位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