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作者及内容简介_书评

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

《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英]约翰·比尤著，全克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现实政治”，一个被无数政治家、外交家挂在嘴边的词，多用来抨击政敌的幼稚、异想天开，并彰显自身的成熟冷静、低调务实。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比尤则试图突破这些政治话术的罗网，从历史当中还原“现实政治”的真实含义。

通过梳理概念内涵的演变史，以及俾斯麦、张伯伦、基辛格等人的政治思想与外交实践，比尤挖掘出“现实政治”所不同于“强权政治”“世界政治”等术语的独特力量，并强调了更广义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价值。

编辑推荐：

详细、清晰地梳理了“现实政治”这一外交领域重要概念的演变史。

作者对德、英、美等国的重要外交思潮，如绥靖主义、孤立主义、俾斯麦主义、纳粹主义，有极为精彩细致的剖析。

从历史中挖掘出路德维希·冯·罗豪这位已被世人遗忘的政治家的思想财富。

作者对于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的再诠释值得每个关注国际政治的读者重视。

在现代外交语境中，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原则。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外交活动都要绝对冷静甚至冷酷地追逐经济或领土利益?是否意味着需要排除一切价值观念、道德判断的干扰?本书即试图指出，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外交思路必然是机敏、灵活、应时而动的，它既不排斥观念性、价值性因素，也欢迎变革的可能。

前言/序言：

引言

现实政治的回归

当前，现实政治再次受到追捧。它最近一次回归的原因却并没有那么神秘莫测。冷战结束后，乐观主义与胜利之感悄然融入英美两国的政治思想，并在2003年达到顶峰，而现在，却已被“历史的回归”“地理的复仇”“梦想的终结”这些思想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认为现实政治已经过时，它只是冷战时期的遗物，或是终将被扔进历史垃圾箱的“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然而，意识形态的衰竭、经济衰退、军事的过度扩张以及中东、东欧和太平洋地区接连发生的危机，共同促成了它的再度流行。

本书首次全面梳理了现实政治概念的历史。它源于德国，后进入英美两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在冲突不断的时代，人们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指引，或是从过去的知识宝库中寻求武装自己头脑的方法。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关于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争论可能多少带有周期性。

西方政治话语对现实政治的接受度的消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周期性地被“重新发现”，尤其是那部首次发表于1532年的《君主论》。与以往一样，一旦世界形势变得挑战重重，便会有一大批关于这位佛罗伦萨政治家的新书问世，其中包括菲利普·博比特和托尼·布莱尔的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的著作。正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所言，我们正处在又一个“马基雅维利时刻”，在这种形下，“出于公众的需要，必须采取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可能会被个人道德或宗教价值观谴责为不公正或不道德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历多个“马基雅维利时刻”。19世纪中期出现在德国的那一次则提供了现实政治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因此我们不必为这两个表述经常同时出现而诧异。

对于许多人来说，马基雅维利依旧是公认的现实政治之父—他的名字最为频繁地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然而近年来，马基雅维利之后的一些被认为践行了现实政治的重要人物也重获声望，其中包括1812年到1822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子爵，以及同时期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并在1821年至1848年担任奥地利帝国首相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在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就描述了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战败之后，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为稳定欧洲立下的汗马功劳。此外，现实政治也和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紧密联系，他于1871年打败法国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在一本探讨现实政治的书中，俾斯麦理所当然应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将他视为现实政治的首要理论家是错误的。

一般意义上，现实政治总是把19世纪的政治家和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显赫人物联系在一起。被誉为美国外交现实主义典型代表的乔治·凯南就是专门研究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学者。起初，基辛格打算在他后来以“重建的世界”为名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用一个部分来写俾斯麦，但此事他后来才完成，而且后文会提到，基辛格对俾斯麦的看法与凯南并不一致。如果马基雅维利被广泛视为现实政治之父，那么基辛格则应被视为现实政治在当代最杰出的扛鼎者。

因此，我们在谈论“现实政治的回归”时，无须为基辛格的名字总是如影随形而诧异。基辛格在2014年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此写了一篇两千字的书评，对于基辛格在预判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这篇精心撰写的书评就是最好的佐证。但要断言基辛格就是俾斯麦现实政治传统的继承人，恐怕也是一种误导，我们对此将做进一步探讨。

现实政治诞生之时，欧洲正处于一片黑暗之中，而且它诞生自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英美政治话语中，现实政治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对于这个词的使用，无论正面与否，都能很好地反映出英美两国的世界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简称为“一战”)之前，现实政治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英语中。尽管一百多年来，这个词在英美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频频出现，但始终被视为一个具有异域特色的外来词。因此，即便英美两国都曾经积极推行这一概念，它始终还是会引起不快。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7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截然不同，但是二者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严词谴责本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现实政治的推崇。这个刺耳的日耳曼新词始终让人难以接受。正如现实政治的批评者、德裔美国人彼得·菲尔埃克在1942年写到的，这个词的“发音带有一个冗长、低沉和刺耳的‘r’音，暗含着‘冷酷无情’(r-r?ruthless / r-r-rücksichtslos，这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形容词)和‘现实’(r-r-realistic / r-r-realitsich)的意思”。可能有人会拿它和外交界的传统语言法语进行对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缓和”(détente)这个词，它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在过去十年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实政治已经失去了部分消极含义。首先，大国之间再度呈现对抗局势，国际秩序也遭到了破坏，这不禁让人们对比现在与过去，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在那个列强相互角力的时代，现实政治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治国方略。其次，后冷战时代英美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过剩，需要现实政治这剂药方，即政策应该回归“现实”，而非“乌托邦”。在此阶段，现实政治被视为一种冷静审慎的治国方略，与天真的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

如今，这种现代版现实政治有了一些新朋友，还出人意料地有了一些倡导者，而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现代以来哪怕最推崇自由主义的白宫主人，也同其前任一样，在外交政策领域是自觉自愿的“现实主义者”。因此，现实政治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已经不再如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那样是个肮脏的词了。奥巴马总统的首任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2010年4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道：“每个人都想给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标签。如果非要这样给他(奥巴马总统)戴个帽子的话，他更加偏向现实政治，就像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老布什一样……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必须现实而冷血。”2012年5月，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宣称奥巴马总统“是最出人意料的基辛格式现实政治的接班人”，文章引用《国家利益》杂志编辑的话，大意是他“在开始谈论外交事务时，甚至会带德国口音”。

现实政治作为一个褒义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之中大概可以回溯到2005年，那是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之后最困难的时期，在阿富汗的作战也从那时开始分崩离析。然而，现实政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很明确。作为卡斯尔雷勋爵的传记作者，我自己也在许多场合使用过这个词，但只是用来尽可能宽泛地描述卡斯尔雷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对其实际起源并没有考虑太多。然而，在关于当代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辩论中，当卡斯尔雷作为现实政治的代表人物被提及时，我时常认不出他们口中所描述的是哪个卡斯尔雷。我还注意到，在过去，比如20世纪30年代，人们常常用历史事件来与当代的外交问题做类比，但是他们类比的方式并不完全准确或者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30年代末，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对卡斯尔雷及其继任者乔治·坎宁的外交政策了如指掌。在为绥靖政策辩解时，张伯伦就搬出了这些前辈的政策作为现实政治的例证。然而，这也未能避免1938年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的灾难性失败。换句话说，这个概念比我预想的更为模棱两可、难以把握。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它。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点可以明确：现实政治是个出自另一种语言的外来词，它被频繁使用，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其含义。在当今时代，它被用来表示某种立场和态度，或者某种哲学倾向，而非那些实质性事物(比如某种执政方式或者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指望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熟知他们所使用的每个词的出处未免荒诞无稽，然而，动辄跑到图书馆里对问题寻根究底或许正是学者的典型做派。1934年，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根本无须多费唇舌阐述”;如此，历史学家就要负责“阐明这些假设，并探寻它们对日常政策制定的影响”。

在英美政治话语体系中，现实政治一词的使用总是带有党派偏见，因此其真正含义仍不明晰。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贬义词。亨利·基辛格曾评论道：“为了便于选边站队，现实政治这个来自德语的词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基辛格本人通常会回避使用现实政治这个表述，我们在之后的章节会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事实上，他在使用这个表述时，会倾向于突出它的缺陷。与基辛格相比，其他人更能接受这个标签。有些人会自豪于身为现实政治的信徒，并且还倾向于讥讽对手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过去，现实政治的批评者都被抨击为“威尔逊主义者”(Wilsonians);最近，他们又被归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一类。如此一来，现实政治就成了熟谙世故的标配，旨在表明自己老成练达、熟知历史，并以此与那些愚蠢的空想家有所区别。2010年，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在关于奥巴马总统具备现实主义者资质的讨论中曾说道：“我会把问题留给那些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请他们详细解释一下‘现实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根源和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让我们的记者和政治家十分困惑。”卡根的观点与基辛格一脉相承，他认为那些自称为现实政治家的人都是在自鸣得意，旨在将对手贬低为不切实际、不谙世事和不学无术的人。

政治家会尽量使用契合自己政治议题的语言，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如果说现实政治鲜有能令众人满意的定义，问题也是出在别的地方，更多是因为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国际关系学者都不大关心它的历史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政治也可表述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者”(realist)或“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然而，这些表述本身的含义就不是很明确。卢西恩·阿什沃思也曾写道，老问题依然存在：国际关系学者有时“疏于深入辨析自己学科领域中的概念”。本书赞同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在思想史研究中所持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对政治概念及相关政治话语的理解应回归到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它们都应当被视为特定时空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真理”的化身。

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操演。剑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昆廷·斯金纳认为，历史学家能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发掘我们的知识文化遗产中被忽略的宝藏，并将它们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斯金纳也告诫道：“有时这也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思想文化遗产的魔咒。”换言之，我们都像“着了魔”一样，坚信“主流思想传统留给我们的看待某些理念的方式必定就是对待它们的正确方式”。这个告诫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或许意义更为重大。你将会看到，现实政治的历史早已因那些狂热的信徒而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坚信自己才是现实的守卫者。我们可以先在这里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首先，现实政治本身经常被认为与治国方略一样古早，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也不能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混为一谈。乔纳森·哈斯拉姆的《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近来对这一概念阐述得最到位的专著，书中明确指出：现实政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虽然经常被混用，但是现实政治同国家理由、追求“国家利益”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有明显区别。26 现实政治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德国新闻记者和自由派活动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在出版于1853年的专著《现实政治的基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于1869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如今，罗豪几乎已被世人遗忘，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又存在多少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