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然——曾孝濂自传》，曾孝濂著
曾孝濂20岁参与《中国植物志》项目，为植物画像；他为国家邮政局设计过9套邮票，其中5套拿下大奖。其中《中国鸟》获得国际大奖最佳连票奖，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该奖项；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他创作的巨幅画作《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成为全场焦点；83岁，他创办了中国首个以生物博物画为展览主体的个人美术馆。今年已85岁的他，每天仍伏案工作8至10小时，画耕不止。他是火得最慢的“高龄网红”，如果不是《十三邀》这档节目，很多人依然不知道他。
温暖人心的时间之书
耄耋之年的曾孝濂很能理解这一代年轻人的焦虑，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人生答卷，给年轻人一点有益的参考。他在这本传记中探讨孤独、友谊、爱情、家庭、良知、抉择、守正、创新、疾病、生死等重要的人生命题，以一则则细微故事阐释“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自然而然”“和光同尘”等人生关键词。从这位精勤一生的长者身上，我们看到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将人从庸常琐碎的泥沼中拔出，超越时代的束缚和局限，成就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部回望岁月、温暖人心的时间之书。从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第一幅插图，到绘制《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诗经生物图考》；从对一花一果的虔敬描摹，到致广大尽精微的生态水墨，曾孝濂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科学画的原理与技法，写生与创作，博物画的本土创新，博物画与邮票设计、中国画、摄影的关系等多维角度，对自己的艺术人生进行了全面总结。
偶然发现雨林绘画的绝妙材质、将白描与西方博物画相结合的创新之举、突破博物画只表现植物固有色的“追光者”、将博物画引入邮票设计、闭关半年创作《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差点“失语”、独行多年之后拥抱博物画的春天时的肺腑感慨……曾孝濂在书中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心得，以期给读者留下更有价值的东西。
前贤旧事，故友真情，春深柳暗，老树新花。曾孝濂在自传中回顾家族往事，尤其是留学日本学习矿业后回国坚持矿业救国的祖父曾鲁光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讲述了从一名普通的高中毕业生成长为第三代植物科学画领军人和博物画家的奋斗历程，追忆了与吴征镒、蔡希陶、冯国楣、胡秀英、臧穆、李恒等多位科学家的交往故事，回忆了曾经共同为《中国植物志》绘图工作奉献青春年华的中国植物科学画画师群体，讲述了与年轻一代博物画家的交往和交流。一段段故事映射着人性与科学的光辉。自然而然，是珍惜和把握生活中的不期而至，是为目标理想心甘情愿地付出和拼搏，是尝尽人生百味之后的淡定从容。一生一事，为自然画像，是“朝夕恪勤，守以惇笃”的家训践行，亦是其工匠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朴素写照。
用画笔为大自然留影
20世纪50年代开始，曾孝濂和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164位插图师一起，一共用了45年的时间，编纂出全世界最大型的、种类最丰富的巨著——《中国植物志》。全书共80卷126册，超过5000万字。2004年10月《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曾孝濂一共为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科研著作，创作过2000多幅栩栩如生的植物科学画。
《中国植物志》是一个震惊全球出版界的庞大系统工程。让曾孝濂唏嘘不已的是，这部跨度45年的巨著完成后，当时为书籍绘制植物科学画的164位画师，差不多半数都已经过世。而曾孝濂自己，也从少年郎到了耄耋老人。
“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这个不能画错。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容易出错。”曾孝濂说，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改变植物特征，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他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产地写生，拿到标本后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例如画大蒜，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从“画得准”到“画得活”
曾孝濂认为，画植物科学画不仅是要画得像，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从“画得准”变成“画得活”，按照自然规律恢复植物的生命状态，尽可能地把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来，才是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比如寄生花这种植物，它的花为什么那么美？因为它不是给人看的，而是为了吸引昆虫来为它传粉。这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欲望的表现。曾孝濂力求把这种感悟画出来，原有的技法不够用，他想到了油画。但油画比较厚，要涂底料。后来曾孝濂发现印刷油墨可以不用打底，直接画在纸上，它比油画薄，更容易刻画一些细微的东西。曾孝濂马上开始试验，用油画的技法，将油墨做颜料，不打底就在普通的纸上画。为了练习，他那时一般都是早上吃一个馒头，从7点一直画到12点，中间不敢动。因为花在不断地开放，要抢时间。就这样经过了两年的努力，他终于掌握了这个特殊技法。用此法画出的植物，那种鲜活的感觉跃然纸上。
他说：“每一种花都有它自己的招数，是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的表现，最鲜明， 最奇特，有时候真的超乎人类的想象。”随着电脑和摄影技术的发展，加上植物科学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从事博物画的人越来越少。然而曾孝濂却用自己的画证实了“手绘没办法替代”。他说：“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都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与普通植物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既要求精准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科学与美，二者不可偏废。为了对得起每一幅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孝濂基本都是三点一线：标本馆查资料、看标本，请教分类学家；植物园写生；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每画一张图，都得打草稿，给分类专家看，看完确认后再上钢笔稿、墨线。表现形式、线条的结构，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地积累。”“我这一生太单调了，但是单调里边却蕴含着丰富，我感到非常知足。” 曾孝濂说。于他而言，以画笔绘自然万物，是工作，是兴趣，更是生命。
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两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曾孝濂运用“引光入画”的技法，即使将画放大数倍，每一个细节依然值得细细品味。每一片叶子、每一根羽毛，都让人惊叹，让人感动。通过一幅幅严谨而又精美的博物画，让我们了解植物的组成部分、生长环境和自然状态，感受生命的活力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每一幅作品都是与自然生命的凝视、对话，能够让我们感受生命之美和自然之美。
一生的故事尽在画里
2019年，80岁的曾孝濂被确诊肺癌。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人不建议他手术，担心风险太高。但曾孝濂宁愿冒这个风险，也不愿意做化疗、放疗。他担心做化疗、放疗后手会抖，画不成画。做完手术后，麻醉刚过，他就让老伴儿把笔拿过来，但病房里没有画笔，老伴儿只拿过来一支筷子，曾孝濂就拿着筷子控制着手比画着。“当时我都快流眼泪了，我还可以画。”做完肺癌手术后的曾孝濂只剩下三叶肺，但只要能画，对他而言，这日子才算是有盼头。“我还有很多想要画的选题，还想实验新技法。如果老天爷多给我一点时间，还想再折腾几年。”
对于这部人生自传，曾孝濂写道：“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我的画，但我希望看画的人会喜欢我画里的生命。我也不期盼所有读者能看完这些文字，它只是从个人的视角记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情实感，但我希望这本书对年轻朋友有一点参考价值。”不做则已，做则尽力而为。“白纸黑字是责任，是担当，要经得起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就当是用文字画一幅反映原初自然状态的博物画吧，不溢美，不隐恶，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这本书可以说浓缩了曾孝濂几近一生与花鸟之间的故事，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博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