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单靠面包活着》，[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1. 陀与屠格涅夫：从蜜月到决裂
初遇屠格涅夫，陀认为“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啊！我也几乎爱上了他。诗人，才子，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教养，二十五岁——我简直不知道上帝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他？最后，他性格异常直爽，美好，是由良好的教育熏陶出来的。”
后来，穷人家的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赌场欠了一屁股债，找富人家的孩子屠格涅夫借钱，“有一件事：我像君子对君子那样请求您，向您借一百银马克。”当时两人都政治观念已经不同，屠格涅夫推崇法德而贬低俄国体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个狂热的爱国分子，道不同钱自然也借的不痛快。拥有2千农奴的地主屠格涅夫不但只借给陀一半（50马克），还让陀氏认认真真打了张欠条。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面子十分挂不住，大骂屠格涅夫是“俄奸”，写《群魔》时还公报私仇，把他讽刺了个够。
并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到“我也讨厌他（屠格涅夫）那种带有贵族气派的丑角般的拥抱，他张开双臂迎上来接吻，可是却把自己的面颊伸给您。傲慢极了”“屠格涅夫、赫尔岑、乌京、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他们把俄国和俄国人骂得狗血喷头，不堪入耳。不过我发现：所有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进步分子多数是属于别林斯基一派…”
2. 陀与托尔斯泰
从书信看，陀的托尔斯泰的态度是羡慕嫉妒（他有钱），以及对托尔斯泰文学水平高度肯定，不过可惜的是两位大文豪好几次都有机会见面，却又擦肩而过。
“我有十分把握，如果能像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两三年的时间写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即使在一百年之后也会有人谈论它。”列夫·托尔斯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卖给了《俄国导报》，四十个印张，从一月份起开始连载——每一印张五百卢布，总共二万卢布。我呢，他们连二百五十卢布都无法马上拍板，反倒心甘情愿地付托尔斯泰五百卢布！他们对我的评价实在太低了，就因为我卖文为生。“
托尔斯泰出生在一个世袭名门贵族家庭。他同情农民，坚信”真理在老百姓的一边“，贵族要向农民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走平民化的道路。他的核心主题是人民的思想与人民的真理，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乐观主义。不过有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他们写的都是贵族老爷的文学，但在我们国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才是大多数，历史将会证明我的正确性。“托尔斯泰虽然热爱人民，亲近人民。但他本质上还是无法摆脱贵族的生活背景和思维方式，他的”亲近“很多时候显得刻意，而且犯了把底层人理想化，贵族庸俗化的毛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出生于一个不富裕的医生家庭，他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成长过程艰辛坎坷，9岁癫痫发作并伴随他一生。贫穷让他困顿，让他的敏感脆弱的自尊心受损，他给父亲写信：没有茶喝，生活真的过不下去，这么冷的天，有热茶就好多了。结果父亲没有寄给他买茶的钱，过几天，不幸的消息传来：他失去了父亲，那年他18岁。贫穷、疾病、家庭的缺失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内容日后在他的作品中时常出现。
3. 陀与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是陀人生中第一个贵人，两个人曾有一段蜜月期（后来又掰了）。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别林斯基的话奉为圭臬，并在一次集会上公开朗读了他《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其时别林斯基已经英年早逝，只活了37岁，这个怼天怼地怼空气的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战斗在怼一线，《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就是在他逝世前怒怼果戈里而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集会上读了这封信，没想到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周后，陀氏和他的小伙伴们被当局逮捕并判死刑。不过有主角光环的人是不会轻易狗带的，刑场上突然宣读了沙皇圣旨，改判他们流放西伯利亚，同时被行刑的人里有两个当场被刺激疯了，里面自然不包括我们内心强大的主角。
流放回来后，陀的政治观念与别林斯基不合，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