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惯说唐诗、宋词、元曲，好像它们的影响力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元曲读者似不如唐诗、宋词广泛。
近日，一本意在普及元曲知识的读物《王星琦讲元曲课》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王星琦师从戏曲史家王季思，在南京师范大学执教四十余年，《王星琦讲元曲课》是他多年来讲义和元曲研究心得的汇编。
四十余年来，王星琦不仅讲元曲，而且不趋时、不凑热闹，心无旁骛地研究元曲，并不断取得研究成果，著作等身。如今，《王星琦讲元曲课》终于出版了。它不是讲稿的简单汇编，而是汇集了大量元曲知识与研究成果的“善本”。
元曲不是单纯的“曲”,它包括“元杂剧”与“散曲”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学样式。元杂剧在舞台演出形式早已失传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剧本来传播，如何才能深入挖掘其魅力、焕发其精神？“剧曲”与“散曲”异同何在？这些问题讲不清，无疑是影响读者接受元曲的障碍。在我看来，《王星琦讲元曲课》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具体说来，这本书有这样三个特色。
诗学说曲
关于元曲产生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一种主流观念是，元代科举制被废止，知识分子没有出路，转而走上了杂剧之路。这样的结果是，市民文学的影响力日益超越正统文学，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王星琦认为，元代社会异常复杂，的确是元曲产生的外部因素。但元曲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最终得以确立，还是要从文学艺术的内部找原因。王星琦确立了考察元曲的原则，就是诗学原则。
在书中，王星琦开宗明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北曲杂剧和散曲两种艺术形式，前者是戏剧，因中国传统戏剧讲求唱念做打，是一种综合艺术”“后者是纯粹的诗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种形态”.这就说清楚了元曲的内涵以及元杂剧（北曲杂剧）和散曲之间的关系。接着他指出，剧曲与散曲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紧密联系，并引用刘永济语“散曲者，诗余之流衍，而戏曲之本基也”,道明二者渊源。
王星琦进而指出：“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和各体文学大融合的结果。”并从诗学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唐宋传奇文、话本及丰富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影响了元杂剧的题材；唐宋以来的乐舞、大曲等，影响了元杂剧的舞姿、曲调；诗词歌赋等韵文，对元杂剧曲词影响深刻；参军戏、宋杂剧及金院本等滑稽表演，更是直接影响了元杂剧中的科诨艺术，皮影戏、傀儡戏以及古老的傩戏也影响了元杂剧的化装和脸谱等。
至于散曲的产生，王星琦认为，由《诗经》开创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到了金元之际，因词越来越精致而不得不变，散曲由此应运而生。散曲一方面承袭唐宋词之余绪，一方面汲取民间俗曲歌谣营养，“以变化灵动与朴拙浑厚见长，气象一新”。
谈到散曲的艺术特征，王星琦没有从理论到理论，而是采用了他最擅长的手法——艺术感受来予以体认。
“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拣溪山，好处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对于金末赵秉文这首词，王星琦说它有浓厚的“曲味”,不仅缘于其形式、句法、节奏、情调，更在于它的气息和风格，以及“心境”——人生如寄、倏尔白头，莫如花前沉醉、杯中忘忧，正是命运多舛、自叹生不逢时的金元之际文人的共同心声。所以它是变了味的词，因而似曲。王星琦认为，散曲语音构成与诗、词大异其趣，因这种语言上的根本性变化，总体韵味、情调乃至神采都不同了。
谈到散曲与诗、词的区别，王星琦推崇明人王骥德的观点：曲之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快人情者，毋过于曲也。
剧学析曲
面对元杂剧这一唱念做打的综合性艺术，王星琦如同庖丁解牛般，先运用中外戏剧理论及先辈相关论述仔细剖析、严谨定义，提出元杂剧具有独特的悲剧精神和喜剧性，接着便跳出了各种理论和见解的纠缠，挪出大量篇幅来赏析剧曲。王星琦认为，元杂剧中的曲——“剧曲”,才是元杂剧的灵魂，也是元杂剧的魅力所在。
面对众多剧曲，王星琦首先选择著名的元杂剧，再从中选择或生动或优美，能彰显人物形象个性、推动剧情发展并极具民间文学本色的内容予以详解。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写年轻善良的窦娥含冤负屈，王星琦选择了第三折“正宫端正好”: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以及“滚绣球”: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王星琦认为，第三折是悲剧的高潮，作者倾注了饱满的情绪来塑造窦娥形象。一开场便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监斩官严命吆喝，窦娥披枷戴锁上场。“没来由”“不提防”,都是受屈、含冤之意。“叫声屈动地惊天”一句，催人泪下。“这声震四座，徐迂环绕的唱词，恰是点睛之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在寒光闪闪的屠刀高悬的时刻，窦娥……对天地鬼神一并怀疑。”
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王星琦选择了第四本第三折“正宫端正好”:
“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王星琦认为，此曲从范仲淹词“苏幕遮”化来，以萧瑟秋风、霜林尽染来衬托离人心绪。本来碧云黄花，大雁南飞是很美的，富有诗情画意，然而结尾一问“晓来谁染霜林醉”,一答“总是离人泪”,使得景物染上伤感色彩。“此曲所以历来为人们所激赏，就在于它情景交融……至真至切，堪称绝唱。”
再看其“滚绣球”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对此，王星琦写道：此曲全写莺莺心理活动，细微真切。先写怨词，接着以柳丝系马、疏林挂住夕阳的想象，以状莺莺心中对别离的怨怼。至于“马儿迍迍的行”句，更是展开了这样的戏剧情境——张生在马上，走在前；莺莺坐车上，行在后；马快车慢，要图得两人眼相望，目相招，就必须马儿走得慢些，车行得快些。为图得相守一刻，但愿时间停滞。王星琦点评：这不仅是代角色立言，更是代角色立心。
诗语解曲
在《王星琦讲元曲课》一书中，常常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元曲的意蕴。
《梧桐雨》是白朴的名剧，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王星琦认为，此剧高潮不是人物行动与戏剧冲突带来的，而是由情绪引发的。白朴写唐明皇自蜀还京、触景生情，抒发对杨贵妃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其第四折“黄钟煞”曰：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前度铃声响栈道，似花奴羯鼓调，如伯牙水仙操。洗黄花润篱落，渍苍苔倒墙角；渲湖山漱石窍，浸枯荷溢池沼；沾残蝶粉渐消，洒流萤焰不着；绿窗前促织叫，声相近雁影高；催邻砧处处捣，助新凉分外早……”
王星琦解道：你看作者大处着眼，细处落笔，意韵不尽，余味绵缈。大处是西风寒气，铃声栈道，如羯鼓琴音……细处则在“洗黄花”以下……看那雨洗黄菊，格外鲜艳；苍苔润雨，湛绿无比；湖山蒙蒙，奇石棱棱；枯荷斜倚，池水流溢。特别是“洒流萤”以下数句，悬想遥思，以揣以摩，妙语连连。蝴蝶不见了踪影，怕是其翅膀被打湿了，萤火虫躲起来了，雨雾潮湿使它无法展开萤囊。蟋蟀在轻轻地叫，大雁在高高地飞……极目遥望，浑融一片；泪水雨水，难分难解……剧中营造的意境由此走向极致。
最后，不得不提，王星琦酷爱书法，其书写已形成自己的面貌：潇洒飘逸，又不逾法度；俊朗神秀，又不失劲道。本书的多幅书法作品均为其手迹，为本书增色不少。我甚至以为，那些元曲作品，非王星琦书法不能表现其独特意韵。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元曲普及读物。
